本文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从矿种、政策等方面梳理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国内外研究新动向，总结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勘查开发中成矿理论、找矿方法、勘查技术、采选冶技术、矿山环境监测等方面的现状指出了目前存在优势矿产少、好矿少、品位低、探明程度低、矿床成因机制不明、独立矿床少、样测手段有限等问题，分析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潜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战略性关键矿产找矿勘查与管理的建议如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鼓励民间储备并严格管理控进口、加快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等。

　　自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昭然若揭并不断升级，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矿产资源成为一种“战略武器”。日本、韩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亦步亦趋，跟中国唱起对台戏。美国在2018年挑起新一轮贸易战，主要针对中国，并列出了针对中国的35种“关键矿产”，要求美国要保障自我供应，企图导致中国产业与国际产业“脱钩断链”，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将中国“孤立”出去。我们必须知己知彼，才能从容应对。

　　战略性矿产一般指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必需的矿产资源，包括用量巨大的大宗矿产和用量较小但不可或缺的关键矿产。无论是战略性矿产还是关键矿产，都是从战略层面来界定的，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也不是矿产资源本身的种类划分，但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矿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对于战略性矿产、关键矿产、战略性关键矿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太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国外还常用“危机矿产”一词。美国、日本、英国及欧盟等国家和组织，对于战略性矿产及关键矿产的理解和定义也不相同，其中，美国发布的《危机矿产清单草案》将美国危机矿产的矿种界定为铝土矿、锑、砷、钡、铍、石墨等35种。中国学术界有时也将“危机矿产”等同于“关键矿产”，国内媒体报道也往往将战略性矿产与关键矿产等同看待，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上升期，既需要铁、铜、石油、煤等大宗矿产作为基础产业的支撑，也需要稀土、钨、锂、镍、锑等关键小金属的加持，而稀土、钨、锑等中国具有资源优势以及锂、钴、镍等中国不具有资源优势的关键小金属又成为国际关系的试金石，被社会大众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关注。例如，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进口量很大，近年来又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锂精矿，而澳大利亚是美国“伙伴”，矿产品成为衡量两国关系的试金石和博弈品。中国的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2023年7月3日发布关于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就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此，小金属也具有战略性意义，也可以被当作战略性矿产。

　　从字面理解，关键矿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关键阶段、在关键场合发挥关键作用的矿产资源。具体哪些矿产资源属于关键矿产，这是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段、不同场合会给出不同界定的动态概念。因为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所处的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不同，采取的发展战略不同，所需要的关键矿产自然也不同。一般来说，影响或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紧缺矿种或者优势矿种，会被认定为关键矿产。通常也被形象地描述成在国际上“被别人卡脖子”或“卡别人脖子”2种状况（具“杀手锏”效应）。因此，无论是维系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支柱性矿种还是支撑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小矿种都可归属战略性矿产。如，铜和锡开启了青铜时代，铁开启了农耕文明时代，锗和硅开启了微电子时代和信息时代，铁属于大宗矿产，而锗属于稀散金属，但毫无疑问都具有战略性意义。当前，中国面临深刻变革以及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也面临一系列的战略机遇，需要新的关键矿产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严格来说，只有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显著的、关键性作用的矿产资源才可能算得上“战略性关键矿产”。例如，会不会使用石器是人类区别于猿的关键之一，而铜、铁、煤、石油的使用，都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起到过关键作用，铁、煤、石油一起可以作为近现代工业化国家必需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在第四次科技中，一部分金属矿产华丽转身，由“用处不大”“用量很小”变成了不可或缺，甚至会改变技术格局、产业格局和经济格局。例如，锂属于稀有金属，在20世纪70年代还主要以配角的身份用于“拜尔法”炼铝等冶金工业，到了2010年之后，随着新能源汽车和个人电器用充电锂电池的普及化，锂在储能设备制造领域异军突起，需求量猛增，并在整个地勘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带来了一抹亮色，尤其是2017、2018年几乎全世界都在找锂矿，而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又进入“抢锂”阶段，“卖汽车不如卖电池，卖电池不如卖锂矿”。但是，在“工业4.0”或第四次科技的大趋势中，人们的目标是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商用化，即把“氢弹爆炸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商业发电”，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结构”的目的，而这一目标正是第四次工业的标志之一。因此，将锂作为“21世纪的能源金属”以及战略性关键矿产，也是理所当然的。

　　鉴于战略性矿产、战略性关键矿产、关键矿产或者危机矿产，都不是单纯地质专业的术语，而更多地带有浓厚的色彩，因此，国家政策对于矿种选择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

　　1）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矿产资源的危机性（critical）与战略性（strategic）这2个名词融入官方正式文件中。20世纪30年代后期，为了限制日本不断膨胀的军国主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要求美国制造商限制向日本出口飞机零件及钼、钨、钒等稀有金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华盛顿向拉美邻国施压，不能将资源卖给敌国，又运用美国的石油出口作为杠杆敦促西班牙和葡萄牙停止与德国进行钨贸易。同时，美国又花费了20亿美元在全球购买稀有金属，通过针对德国的价格战，将某些材料的价格推高至和平时期的10~20倍。到战争末期，美国盟军成功切断了德国获取铬、钨的供应链。随后，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组建了材料政策委员会并制定政策以保障美工企业获取充足的原材料；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成立国家危机原材料委员会（NCMC），将危机矿产定义为影响国家经济健康和安全的矿产资源，认为危机矿产比战略矿产的范围更宽泛，危机原材料包括民用的、工业的、军事的原材料，其供应对国家经济健康和安全产生影响；危机矿产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战略矿产，但战略矿产必然是危机矿产。

　　美国国防部从2006年开始加强了钴、镓、铟、碲和钇等资源的战略储备，美国地质调查局及相关机构研究确定了11种关键的战略高技术矿产：稀土金属、锂、铂族金属（特别是铂、钯、钌）、铌、钽、钒、钛、镓、铟、锰、铜。2017年12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第13817号行政命令——《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随即，美国内政部发布了《危机矿产清单草案》的概要版本，美国地质调查局同时发布《危机矿产清单草案》的详细版本，将美国危机矿产的矿种界定为35个：铝土矿、锑、砷、钡、铍、铋、铯、铬、钴、镓、锗、萤石、天然石墨、铪、氦、铟、锂、镁、锰、镍、铂、钯、钾、稀土元素组、铼、钪、锶、钽、碲、锡、钛、钨、铀、钒和锆。2022年，美国政府剔除了氦、钾、铼、锶和铀，又增加了镍、锌等20种矿产，使得其关键矿产的种类达到50种。2023年，美国能源部给出的美国关键矿产最终名单包括：铝、钴、铜、镝、铽、镨、钕、氟、镓、铱、锂、镁、天然石墨、镍、铂、硅、碳化硅、电工钢。

　　2）欧盟的关键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但关键矿产原材料的开发利用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例如，德国制造的医疗用“MR造影剂”，实际上是稀土产品（钆喷酸葡胺注射液），长期垄断国际市场。中国虽然是稀土大国，也只能在低价向德国出口钆（Gd）的同时，从德国高价进口MR造影剂。早在1980年，中国出口1t纯度为99.9%的氧化钆的价格是17.9万元，而到了2011年，中国出口同类氧化钆仍然是每吨18万元。绝对价格竟无变化！欧洲委员会在2010年6月发布了题为《欧盟关键矿产原材料》的初步报告，将14种重要矿产确定为关键原材料，包括：稀土金属、铂族金属、钨、锑、镓、锗、铍、钴、镁、铌、钽、铟、萤石、石墨。该报告还建议：关键矿产原材料清单应每年更新一次，同时增加“关键性”评价的范围；欧盟委员会应组建专门的原材料供应小组以确保战略的实施；推动关键矿产的矿产勘查；鼓励研究老矿山废石堆的选矿和开采，深部矿床的开发；加强循环回收，鼓励代用，推动关键矿产原材料代用品的研发等。

　　3）日本政府2009年7月出台《稀有金属保障战略》，将锂、铍、硼、钛、钒、铬、锰、钴、镍、镓、锗、硒、铷、锶、锆、铌、钼、钯、铟、锑、碲、铯、钡、铪、钽、钨、铼、铂、铊、铋、稀土元素等31个矿种作为优先考虑的战略矿产。日本已有的保障稀有金属稳定供应的战略重点，包括保障海外资源、回收利用、开发替代材料、储备等方面，以综合战略解决稀有金属供求方面的问题。

　　4）澳大利亚无疑是矿业大国，也是矿业强国，不但出口大量的铁等大宗矿产，也大量出口锂等关键矿产。澳大利亚在其西北部传统的铁矿区，连续取得锂辉石找矿的突破，并且很快在4年内就实现了出口，包括向中国出口高品质的锂辉石精矿粉。中国在依赖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同时，对澳大利亚的锂矿石也不得不产生了新的“依赖”，而澳大利亚的敌对态度严重影响国内大宗矿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安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发布《澳大利亚关键矿产2018》之后，2019年4月又高调推出《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19》，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元矿产，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领先的关键矿产勘查、开发、生产和加工大国，成为支撑农业、航天、国防、可再生能源和通信等产业发展所需矿产的供应大国。

　　5）联合国环境保护署（UNEP）发布《未来持续技术用关键金属及其循环回收潜力》的调研报告，其要点是未来可持续发展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及节能技术。这些技术必须利用铟、锗、钽、铂族金属（特别是钌、铂、钯）、碲、钴、锂、镓、稀土金属及其他一些“高技术金属”。这些金属被归类为“绿色稀有金属”，它们是清洁技术创新的基础。

　　6）中国的战略性关键矿产种类齐全，但资源禀赋不佳，大部分资源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将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铀、铁、铬、铜、铝、金、镍、钨、锡、钼、锑、钴、锂、稀土、锆、磷、钾盐、晶质石墨和萤石这24个矿种（组）列为战略性矿产，但没有明确指出其中的哪些属于“战略性关键矿产”。一般认为这24个矿种（组）中的铀、铬、镍、钨、锡、锑、钴、锂、稀土、锆和萤石符合“用量不大但关键”的内涵，可以界定为“战略性关键矿产”。其实，类似石墨这样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并不是因为其资源本身越来越稀少，或者像铌这样被巴西冶金和采矿公司（CBMM）绝对掌控（世界上85%的铌都产自阿腊夏一个矿床，产能最大，成本最低，可以垄断上百年的世界需要），而是由于“石墨烯”新材料及相关产业的兴起而再度引起重视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固定化、模式化地给出一个“关键矿产清单”，需要高度关注的恰恰是关键矿产的新用途。美国能源部2023年8月初首次将铜加入美国关键材料清单，依据《通胀削减法案》获得税收减免。只有不断地发现其新用途，只要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够意识到“关键矿产资源是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发挥关键的作用，在关键的时刻是买不来的，在关键的场合是无法替代的”这样的理念，中国在第四次科技中抓住机遇、实现“择道超车”是有可能的。

　　相对于中国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以及蓬勃兴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关键矿产的种类实际超过《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中的24种，甚至超过笔者提出的64种，而每个矿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都能起到“关键作用”，如前文提到的“MR造影剂”中唯一的金属元素钆（Gd，重稀土之一）。未列入其中的铝土矿、锰和钾在中国属于大宗紧缺矿产，砷和钡在中国有一定的资源优势。锑、汞、锡在中国具有传统优势，以往被称为“有色金属”，但近年来已经开始进口，优势地位有可能失去，需要高度重视。另外，钼在中国属于优势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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