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在发展中完善，逐渐形成了增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化场域和整体性保护的中国方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随着我国文物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体系和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多元化形态和价值凸显，新形势下适应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目标及其创新发展诉求，从文化遗产本体价值-关联价值-转译价值出发，基于价值链逻辑，阐释文化遗产的时空脉络和文化内涵，即文脉价值；针对现实矛盾与发展困境，从多头管理的现实出发，建构以历史文化价值保护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保障；从人与遗产环境的共生关系，认知其社会价值，并适应于社会经济需求和价值约束，实现文化传承与复兴发展，即从固守到“守正适变”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出于《周易·彖传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为：自然天道是由各种矛盾运动的事物构成，通过观察天象，可以掌握自然时空规律；社会伦理秩序映射自然天道，了解人类社会受到自然影响的经验智慧，可以推动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文化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它涵盖智慧群族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是群族基于自然基础上的所有活动内容，是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内在精神的整体。具体人类文化内容指群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历史文化整体性保护是指以文化遗产为核心、包括有形的文化遗存和无形的文化内涵所构成的系统保护体系。

　　我国有上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悠久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含着民族精神，凝聚着民族智慧与情怀。保护好、挖掘好、阐释好文化遗产价值，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使之成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动力，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1]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指出，“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自身的形成演化过程看，保护与创新发展这一对矛盾要素之间的演化博弈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历史文化整体性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课题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化遗产经过漫长的历史沉积，其文化内涵、时空特征及其载体的完整信息不断适应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秩序及其生成的空间过程，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可见的文化形态，亦包括不可见的具有深刻的内涵属性和价值特色的历史信息。整体性保护的实质，即对历史文化及其信息载体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其价值特征的保护。

　　文化遗产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征、文化内涵等特色价值，其随历史而不断堆叠的历史信息及其发生、演化和层积的作用过程所形成的外在表征和价值内涵，即文脉。文脉是文化遗产的信息集合作用下的文化场域，是以文化遗存为核心，涵盖历史环境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载体。历史文化整体性价值由本体价值、关联价值和转译价值构成了从资源到价值兑现的价值链逻辑。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理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历史性纪念物的修复保护到城市景观和遗址及其环境保护的演变；从建筑遗产的保护到历史地区、历史园林、历史城镇等建成环境保护的衍生发展；从考古遗产的保护到乡土建筑遗产、产业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类型拓展以及到注重文化遗产活态价值的以遗产地保护为主的整体性保护理念。

　　近现代以来，遗产保护管理和制度建设可追溯至1840年法国的《历史性建筑法案》，而在此之前，法国于1830年设立历史古迹监察官这一职位。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从历史建筑保护到建成环境乃至以城市历史地段为单位的整体保护，逐渐发展到小城镇保护和历史地区保护。1976年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提出历史地区保护的概念。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强调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

　　2002年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从注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2005年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维也纳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提出了历史性城镇景观概念（HUL：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同年《西安宣言》(ICOMOS)提出：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一部分，强调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应对由于生活方式、农业、旅游或大规模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城市、景观和遗产路线集聚或累积的改变；有必要承认、保护和延续遗产建筑物或遗址周边环境的“有意义”的存在。2008年《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UNESCO），标志着文化线路正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新领域，拓展了区域性保护的类型与内涵。

　　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魁北克宣言》提出：捍卫有形和无形遗产 ，以保存场所精神。场所精神由有形（场址、建筑物、景观、路径、物件）与无形元素（记忆、口头叙述、书面文书、仪式、庆典、传统知识、价值、气味）构成。 这些元素不仅对场所的形成有重大贡献，还赋予它灵魂。 场所精神让人对生活，同时也对纪念物、场址及文化景观亘古不变的特色，有较全面的了解。场所精神应人类社会需求而生，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全球文化之中，与群体记忆、生命力、持续性，应有密切关联。

　　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建议书》给出了“城市历史景观”的明确定义，并对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政策、管理方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指出其实质是借用文化景观概念和方法管理活态城市的各动态关系和脉络，即注重历史城市景观（HUL）的活态保护。为了促进HUL 方法的尽快落实，以及加强HUL 方法的推广，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历史名城焕发新生：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方法详述》，此手册是对《建议书》的深化，也是对HUL 方法的推广。在2015 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将HUL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以指导世界遗产地提名、登录、保护与管理工作。

　　与此理念相类似，1984年10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生态博物馆与新博物馆动”第一次国际专题研讨会提出：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等纳入博物馆类型中，强调遗产地活态保护的社会价值。2015年11月17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明确了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强调博物馆通过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更深入地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智识对话的重要性。

　　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和价值内涵不断扩展：一方面以历史城市景观（HUL）的方法，形成对历史文化本体的价值属性及其活态整体的价值认知。另一方面，是人类对于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认知的系统化，包括生态、社区、邻里和地区文化等的社会价值认知。因此，历史文化整体保护从其属性特征和保护宗旨出发，折射出历史文化本体的属性特征及其衍生价值的价值链逻辑。

　　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真实历史信息的完整性、外在表征及其影响。信息的完整性由其时空特征和文化内涵决定，因此涵盖了时间（历史）、空间（地点）和文化信息等三大要素，时间要素决定了遗产信息在空间不断叠加和积累的动态过程，而文化信息要素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认知方法进行编码，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构成了文化遗产信息不断累积的空间过程及其与建成环境的内在关联。

　　关联价值是指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空间（地点）在历史进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情感价值，是基于历史真实性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即民族和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这种关联性价值与空间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文化场域并孕育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具有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空间载体，即场所。而这种精神价值作用于社区行为主体，在特定时空和文化作用下，产生地点依赖、情感依恋和价值认同，通过功能关联、时空关联、文化关联形成特定的文化符号、场所精神及精神标识等文化场域空间。

　　所谓转译价值是指文化遗产环境中具有资源价值，并且可以通过对其关联价值进行转译。即通过功能转译、符号转译、情感转译（移情、共情）等，实现从基于文化展示、文化传播、文化体验、文化消费等资源属性到资本价值的转化，实现其资本权益，即“资源-资本”的转化；实现其使用功能、文化功能和文化资源的增值转化，进而实现其资本价值和资本权益。遵循市场逻辑，与城市社会、社区生活乃至邻里的日常生活发生互动关联并不断提高和强化。通过供给和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等全链条与全周期的文化展示、传播以及活化发展，满足文化消费的多元需求，产生增值效应，实现其转译价值。

　　城市空间是由特定的感知要素和感知边界所构成的空间感知单元，根据城市空间的不同尺度，其相应的感知与人的社会经验和行为方式有关。根据格式塔心理学，人的感知具有门槛效应，当空间满足了人们的基本感知需求，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就会产生更高一层级的感知需求，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因此，空间要素作用于人的感官、情绪及思想，可以划分为相应的5个感知层次，即物质环境、心理环境、地域特质、创新环境和社会理想等，对应相应的意义体系，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价值体系、人地关系等。[2]经过历史积淀形成丰富的空间内涵，即场所精神及其所包含的时空属性和文化特征，构成了从本体到活化再生利用的价值链逻辑。

　　总之，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历史性纪念物的修复保护到城市景观和遗址及其环境保护，从建筑遗产的保护到历史地区、历史园林、历史城镇及其环境保护，从考古遗产的保护到乡土建筑遗产、产业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从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到注重文化遗产价值保护，更加强调历史文化的活态整体保护，即基于历史文化的适应性发展和内在活力的创新发展动力机制的整体性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类型越来越丰富。在大量本土保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本土保护经验；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中，融合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国际原则理念，扩大并丰富了遗产类型的范围与认定，建立了以价值认知为中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3]习总提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4]

　　蔡奇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2023年12月）上强调，要着力构建保护体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着力健全保护机构，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改革，形成工作合力。着力完善保护机制，保留历史原貌，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着力筑牢法治保障，加大督察力度，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文化遗产。着力推动文明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化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5]

　　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和历史性城镇景观。从存在形态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化遗产”一词在我国最早可见于1949年发表于《江西政报》的《关于搜集保管旧时代文化遗产的通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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